Kaifan Wang
whistling dune
KAIFAN WANG
in conversation with Dominic Eichler
——王凯凡与多米尼克·艾希勒对话
Translated by Junyao Chen 陈鋆尧 / 翻译
王凯凡出生于1996年，在呼和浩特长大。“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 作为一座拥有4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一直被视作是通向内蒙古草原以及传说中戈壁荒漠的门户。和其他同处于古代贸易商路的城市一样，呼和浩特保留着杂糅且多样态的文化交流，以及跨种族和宗教的流动痕迹。王凯凡自幼习得中国传统绘画，并在移居北京后开始接触当代艺术。2016年，他移居德国进一步学习艺术。从初至柏林时的茫然，到新冠大流行后开始的系列创作，在漫长且复杂的过程中，王凯凡逐渐对于自己作为艺术家以及媒介创作的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本内容以王凯凡在柏林GNYP画廊的首次个展“响沙（Whistling Dune, 2022）”为契机，基于艺术家与多米尼克·艾希勒的对谈进行整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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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勒：“响沙”是个很有趣的标题，仿佛被一个神秘的光环所笼罩。这让我想起保罗·鲍尔斯的作品《孤独的洗礼（The Baptism of Solitude，1957）》中有关撒哈拉沙漠的内容，鲍尔斯在书中写到：“在这里，在由星光如耀斑般点亮的矿物景观中，所有事情都消失了，甚至连记忆都变得弥散；除了你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什么也没有留下。伴随着排斥与抵抗，一种奇怪的融合开始在你的体内发生，你可以选择预支抗争，坚持做原本的自己，或者选择顺其自然，让它开始支配你。”你认为这次个展的主题与你的故乡有关联吗？
王：很高兴你能喜欢这个主题。有一天我走在柏林的街上，一阵风把沙子吹进了我的眼睛，这只是个很轻微的刺激，却让我很快回想到在家乡频繁经历沙尘暴的童年记忆。作品“沙子吹进我的眼睛 I （The Sand Blew Into My Eyes，2022）”就来自于这些记忆。呼和浩特是一座历史特别悠久的城市，但现在你几乎找不到它的历史痕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崭新的建筑破坏并取代了古老的传说和历史，所以我想我没有意识到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灾害，我只是被它所造成的迷雾和未知所吸引。
艾希勒：你去过草原或沙漠吗？
王：比起草原，我更喜欢沙漠这个概念。但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与家乡的自然环境格格不入，不仅因为我从小在城市长大，还因为我过敏，而且不喜欢虫子。这也让我意识到我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蒙古人，以及这也许是我喜欢抽象绘画的原因，因为很多我无法亲身经历或者不想直接谈论的事情，都可以用抽象的方式体现出来。
艾希勒：有些艺术家喜欢经常强调自己的个人身份和经历，甚至为此编造一些故事。你希望你的个人经历和背景，对于观众理解你的艺术创作能够起到怎样的帮助？
王：我的作品确实和我的回忆以及生活经历紧密相关。我希望通过绘画来表达一种挣扎、和解，以及自我创造的安全感。我的绘画经常以激烈的碰撞作为开始，但慢慢的会被细密的线条和敏感的情绪所覆盖。在我的作品中，抽象的人物形象像是起伏的沙丘，画面的节奏也经常让人联想到风，或者类似于风吹起的砂砾声，但我也不想那么具象的去体现“风”，我觉得风充满着神秘感。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像是一团雾，或者一团灰尘，因为雾气与尘埃都是被动的，我的创作都来自于我的经历、我遇到的人、我读过的书，于我而言这些是风，我是沙子。
艾希勒：可以向我描述一下你的创作过程吗？
王：这次展览中呈现的所有绘画都是用海绵画的，我把收集到的旧床垫切碎，这里面也包括一些中国学生因疫情原因回国而遗弃的床垫。同时我还用这些床垫作为材料，做了一些软雕塑。后来我开始用厨房海绵，我很喜欢海绵的质地和它们所创造出的肌理，当海绵充满水的时候是柔软的，色彩像是流淌的水墨。当海绵干燥下来，又可以表达很粗粝的力量。我很喜欢印度教中那些色彩鲜艳的部分，同时在蒙古文化中，蓝色和白色代表着纯洁和神圣，红色则代表着力量。在画幅上，我的绘画尺幅通常要适应我躯体的活动范围以及工作室的空间。在开始画之前，我经常在iPad上测试不同的颜色和图片，看看它们糅合在一起的样子。我觉得艺术创作是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中被创造出的，如同酒神狄俄尼索斯与太阳神阿波罗的精神角力，画面本身也一样，充满着危机和不确定性，所以我要先确定一些可控的客观条件，比如尺寸、颜色和构图。
艾希勒：你现在的创作与之前学习中国画的经历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
王：学习传统的中国画是一个模仿和重复的过程。我曾经研究过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作品，然后把他们的作品与现代书法家王冬龄的作品进行对比，中西方抽象绘画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西方抽象艺术的理性精神是对传统的反抗，而中国的艺术总是先传承后发展，所以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在文化和身份上也一直处于中间地带。我一直认为在创作中保持简单和野蛮是非常有效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和渠道，我认为叛逆的精神在抽象艺术创作中是特别必要的，我不喜欢那些让人轻易就得到快乐和满足的东西，也许我最新一系列的作品不像黛西·帕里斯（Daisy Parris）的作品那样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也不像安迪·费舍尔（Andi Fischer）那样具有挑衅性，我希望我的作品是暗流涌动的。绘画作为一种行动让我有很强烈的共鸣，这里面也包括肌肉记忆。
艾希勒：我觉得每个人的主观性都需要融合一些不可调和的部分，以及那些来自外部的杂糅的，以及不属于我们主动制造的跨文化流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有很强烈且鲜明的主观性，但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不受到外界的影响。
王：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无法阻止或预判文化的流动，跨文化间的融合甚至霸凌都是不可避免的。我刚来德国时没有画画，那时候在关注其他的媒介。我还试着理解如何画出“坏画”以及使用看起来“很脏的颜色”，我也研究了战后的德国绘画。对我来说，最具颠覆性的想法是把我说的这些东西全部粉碎，但最近我一直在尝试放松下来，因为我们越来越难以区分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外来的”。
艾希勒：可以聊聊你感兴趣的词语和标语吗？我知道你有一件作品是用文字演变而来的抽象壁画，我也看到你一直在用的笔记本上写着你的名字以及“Friedhof”。
王：我喜欢收集不同处于不同文化和政治时代的标语、墓志铭、广告语和宣传口号，这与我想探究的内容也有共同点。在中国，到处都是官方的宣传口号，宣示着中央政府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在柏林，取而代之的是涂鸦，海报和广告上也都是被人画满的涂鸦。我喜欢“Friedhof（墓地）”这个词，我被柏林市中心那些树木和鲜花环绕的墓地所深深地吸引，在中国我们在市中心看不到这些漂亮的墓地，我害怕墓地。我发现一位诗人的墓碑后有这样一句话——“Auch Worte haben ihre Zeit, zuwissen, dass sie ein Mal da Dein werden, ist viel”——“ 即使是文字也有时间，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是你的也就足够了…”我把这句话画了下来，语言和文字会引起误解，我喜欢圣经中对于巴别塔的描述，即使是母语相同的人在交流时也会导致误解，更不用说语言不同的人了，放大这种误解就像放大个体之间的差异，正如威廉·肯特里奇所说的，“误解万岁”。
2022年11月，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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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埃奇勒是柏林的自由作家和音乐家。自1995年以来，他为众多国际杂志、博物馆、机构和画廊撰写当代艺术文章。21世纪初，他是《frieze》杂志的特约编辑。2005年，他被授予德国AdKV艺术评论奖。他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和一本艺术作品集。
陈鋆尧，独立策展人，目前工作、生活于上海和北京。20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媒体系，2020年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获得当代艺术策展硕士学位。他的策展实践和研究关注于城市化语境下的空间政治、数字媒体的公共性和公共环境中的数字人文景观。
